批評說：“儒者論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又說，“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
善，不當令之相賊害也。”可現實卻是血雨腥風，弱肉強食，不僅物類之間互相吞
食，而且同類之中也自相殘殺。上天既有意地創造了人類和萬物，何不令相親愛？
反令其相殘殺，是天何其殘忍也！
天既無意生人，天既沒有知覺，人事不能感動天，天也無從干預人事，所謂
“天譴”、“天怒”、“天罰”等等謬說，自然就是無稽之談了。他說：“夫人不
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明雩》）認為“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
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變動》）一切災異天象，都與人事無關，
他反駁“雷為天怒”“雨為天喜”，認為“雷者，太陽之激氣也。”當盛夏之時，
“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
壞”（《雷虛》）；所謂兩者，也不是上天的甘霖：“雨從地上，不從天下”，
“初出為雲，雲繁為而。”這些由地而升的雲氣，“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
雨，寒則為雪”，“皆由地發，非從天降。”更不是天神的什麼喜怒（《說日》）。
如果天真能譴告人君，當亦能命如堯舜那樣的聖君賢主治理社會，那就用不著譴告
了。可是“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不憚勞”也如此（
《自然》）！看來所謂譴告說是靠不往的，王充認為那不過是衰亂之世的虛妄之語
罷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人世到了衰亂的末
世，人心怨怒，上下離德，如果災害適至，於是，製造上天譴告之說。然則“譴告
之言，衰亂之語也”（同前）。天既不能因人君之敗政而譴告，自然也不能因人主
之善政而降瑞，因而對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等瑞應說進行了否定：
“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其實際情況當是：
“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赤雀至白魚來也。”（《初
稟》）赤雀白魚的出現，純屬偶然，與武王、文王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這不僅批
駁了天人感應的謬說，具有無神論的學術價值，而且對君權神授的欺惘之辭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