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條，他之所以承認這一說法，只是將其運用於具體的事情上。他認為做具體的
事情的時候，應該先有計劃，有個主意，不能盲目行動，必須有個方向。他認為朱
熹講“知先行後”的“知”，是指“知至之知”，即經過躬行實踐之後所得到的真
知。然而這種真知“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從根本上講，真知灼見仍然來源於
“躬行實踐”，所謂“知常在先”的“知”不是“端坐在室”所能得到的。人們的
行動固然需要正確的思想作指導，但是這種正確的思想只能從“躬行實踐”中得來。
由此看來，張栻“知行互發”是講行“可以得到知，知又可以指導行，知行相互推
進。
因此，在知行問題上，他對朱熹有不同的看法。在一次給朱熹的信中說：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同上）。
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功夫到而後及此……若學
者以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日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同上）。這
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朱熹說法的補充，實際上是用客氣的語言對朱熹知行觀上的
錯誤的糾正，也是對“知先行後”論的否定。他同意“知無不能行”，但這種無不
能行的“知”只能是“知之至”即真知，而不是“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所得
到的“知”。
張栻對他的“知行互發”作了如下的闡述：
力致聖賢之意，蓋放使學者於此二端（指知與行）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
行之，行之力，則知念進；知之深，則行愈達。……然則聲色容包之間，灑掃應對
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源也。（《論語解序》）
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功夫互相發也。（《全集》卷19）
這段話正確地指出了人們做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確實是用已有的知識為指導去行
動，但在行動中還可以加深和發展自己的認識，反過來，又用這種發展提高了的認
識去指導行動，從而把事情做得更順利。但歸根結底，仍然是以實踐為“致知力行
之源。”所以他又說：“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全集》卷19）。這裡所
講的·“行”雖然僅指感性認識，即聲、色之間所得來的東西，和灑掃應對中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