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
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事，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
須知上之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
豈
可不知天地間事。”（《遺集·雜說》）在這裡，呂祖謙說明了自己的教育思
想，說明了對學生的培養目標，指出了科舉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教育之目的在於為
國家培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有用人才。
為了說明學以致用的道理，呂祖謙以百工治器為喻，他說：“百工治器，必貴
於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同上）因此，他對當
時士人只重虛文不察實際的不良風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今人讀書，全不著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無
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同上）！
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那些只讀聖賢之書，不聞實事之人並無真才實學。因此，
呂祖謙不僅強調學以致用，還提出了如何培養有用之才的途徑。他說：“為學須日
用間實下功夫，乃得力。”（《遺集·與學者及諸弟》）他要求學者“以務實躬行
為本”（同上《與內兄曾提刑（致虛）》）。他這些思想，在《太學策問》中明確
歸納為“講實理，育實才而求實用”十個字，鮮明地體現出他的經世致用主張。
在呂祖謙自己的治學方法上，就盡力實踐了上述思想。在認識方法上，主張研
究問題“不可有成心”，強調“參合審訂”、“再三商榷”，並且十分重視民眾實
際生活的經驗，認為“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台皂隸，人人皆有可取”
（《文集·雜說》）。不僅提出了治經史以致用，同時還用大部分時間對歷代的經
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進行了廣泛的考察，著有《歷代制度詳考》一書，企圖
經過研究與考察，從中得到經驗與教訓，尋求解決當前國計民生問題的辦法。例如，
他在《歷代制度詳說》中，就提出了針對當時賦役、兵制、田制等問題的解決辦法，
他在考查歷代賦役制度的利弊後，便提出了“寓兵於農，賦稅方始定”的意見。在
田制方面，提出了“均田”的主張，在兵制方面，他指出了當時兵多為患，主張精
兵，他說：“敵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11）
注重實際，提倡經世致用之學的思想，說明呂祖謙在學風上不同於當時所謂正
宗的道學家，因為那些道學先生習慣拱手端坐，空談性命道德，對於國計民生中的
實際問題卻不屑一顧。更表明了呂祖謙多少有一些超越於理學束縛的地方，難怪朱
熹批評他說：“伯恭之學合陳君舉（陳傅良）、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