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利益和願望的。
第二，針對當時的政治危機，魏了翁提出了“治國之本始於正君”的主張。
這條主張是根據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說而來。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皇權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誠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惡為
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記》）他認為這是管理好國家的根本。
而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必須廣開言路以通下情。他對皇帝說：“豈有言脫諸口，必
使心同聲並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福。
唯陛下亟圖之。”（《文集》卷19，《奏議第四紮》）他甚至要求最高統治者“親
賢而遠色，清心而寡慾”（《文集》卷19，《奏事第三札》），更要做到“舍己以
從眾，舉賢而遜能”（《文集》卷18，《應詔封事》）。這些言論，表現了魏了翁
敢於“犯顏直諫”，不同於那些處處投人君之好惡，一味阿諛逢迎以求得志的鮮廉
寡恥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無私的性格。這種提出限制皇權的大膽言論，在歷史上
曾有董仲舒提出過，他企圖用“天人感應”的神權說教來限制皇權，結果是差一點
丟掉腦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圖用“正君心”的辦法限制皇權，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
封建政權的長治久安。然而這個主張同那個至高無上的皇帝是相牴觸的，對他來說，
無非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針對南宋政權的機構癰腫、官俸開支龐大，提出了裁減冗員的方案，同
時還提出省用、理財，講求實功的建議。在理財的問題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學家
那樣，把義理同功利對立起來，相反，他主張把義理和功利統一起來。如他說：
“眾寡強弱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文集》卷47，
《黔陽縣學記》）只要是從義理出發，凡符合義理之是非標準的事功，其所產生的
利害關係，就應該予以計較。
此外，他還提出了解決兵制腐敗、軍隊龐大而缺乏戰鬥力的一些建議，如要求
令軍隊屯墾戍邊以開發邊疆農業、增加軍糧儲備、加強邊境防衛力等等。
四、兼收各家之長 創立一家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