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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於量智確以認識對象的客觀實在性而背離了“本心”本體,他說:“極虛

妄分別之能事,外馳而不反,是則謂之量智。故量智者,雖原本性智,而終自成為

一種勢用,迥異其本”,“量智是緣一切日常經驗而發展,其行相是外馳,即妄現

有一切物。”(《新論》),按照“新唯識論”的本體論、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

“乍現的跡象”,而量智以虛幻不實的“跡象”為認識對象,當然無法直探本體,

獲得真理性的認識。熊氏雖然否定了量智的真理價值,但卻肯定了它的知識價值,

認為由量智可以認識外在物質世界萬諸事物及其之間的規律和聯繫,從而獲得實在

而有用的知識,因此,量智可以成為“科學所憑藉的工具”,是科學認識的基礎。

總之,性智自明自覺,應靈無礙,是一切知識的根源。量智則緣一切日常經驗而發

展,其行相外馳,“迷以逐物,妄見有外”。因此,性智成就哲學,實證本體;量

智成就科學,形成知識。很顯然,這一“性量分途”的認識論為其唯心主義本體論

奠定了理論基礎。

“體用不二”的本體論、“翕闢成變”的宇宙論和“性量分途”的認識論,合

邏輯地構成了熊十力“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系的理論框架,同時也奠定了熊十力

“新佛家”的學者地位。

1937年,熊十力寫成並出版了《佛家名相通釋》一書,在書中,熊氏以解釋佛

家名相的方式,通論法相唯識大意,並對《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的思想作進一步的

陳述與發揮,並完全按自己的觀點評定取捨佛家唯識論。

在多年的講學過程中,熊氏究玄探賾,闡幽發微,逐漸使新唯識論思想體系趨

於成熟,自1938年著手改寫,1944年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就是熊十力思想

成熟的標誌。此書雖由文言文本改寫而來,卻在思想內容上與文言文本有很大差別。

正如他自己所說:“《新論》文言文體猶融《易》以入佛,至語體文本則宗主在

《易》。”如果說文言文本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來改造佛學,那麼,語體文本則是

立足於吸收佛家思想來闡釋儒學,就其根本思想傾向而言,是主張儒佛互補,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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