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行事治學，皆是圍繞著這兩個問題來展開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學畢業，由於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便毅然放棄升學機會，到
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機關報《民國報》當記者。整日出入總統府、國
務院、學校、團體與街頭巷尾，目睹風雲詭譎的政情。1913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梁因與國民黨政見不合，遂離開了報社。
同他父親一樣，梁漱溟開始亦傾向於立憲派，但不久即轉向革命派，並積極投
身於革命運動之中。但是，辛亥革命並未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國家反而因軍閥
割據混戰而變得一天比一天糟，這使熱心革命的梁漱溟極為失望，並引起了他對人
生感到厭倦和憎惡，漸由一位熱心革命的青年轉變為一個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
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觀厭世，曾兩次企圖自殺。儘管他後來
出佛入儒，結婚成家，但卻終生保持著茹素不葷的習慣。
1916年，袁世凱帝制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
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
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
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
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
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
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
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
就開始在北大系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
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歷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地
位，作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
復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