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儒學藝術化、情感化，從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這便是賀氏建構的融理學、禮教、詩教於一體的新儒學。在他看來，經過哲學
化、宗教化、藝術化的新儒學，不唯可以減少狹隘的舊道德的束縛，解放個性，發
展人們的自由，而且還可以提高科學興趣，奠定新儒學的思想和精神基礎。這樣方
可以使僵化的、喪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獲得新開展，增加新的活力與生命，
更可藉以應付新的民族危機，以上這種“三化”的方法，既是賀氏改造傳統儒學，
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學”的主要理論特色，正是基
於這一方法，賀氏展開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體用合一”
等諸多哲學形態的具體論述，從而構成了他的“新心學”的主要內容和兼綜、融會
中西哲學的思想特徵。
由以上看來，賀氏的哲學立場，大體可歸於“新陸王”的範疇。相對於馮友蘭
的“新理學”，故又被稱之為“新心學”。新心學雖然沒有形成象“新唯識論”或
“新理學”那樣嚴整的思想體系，但它公開打擊“回到陸王去”的旗幟，同新理學
相抗衡，在學術風格與學術旨趣方面皆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由於新心學產生於40年代，是較晚出的新儒家哲學，因而能對前此的新
儒學思潮作出評判和總結，並吸收他人的經驗與教訓，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論缺陷。
其次，賀的思想自始至終都貫穿著“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
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現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開放性。比如，他對五·四時
期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就與眾不同。他認為，新文化運動並非只是負面的、消極的破
壞傳統文化，同時也是促進儒家思想新開展的一大轉機，其最大的功績在於滌除了
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軀殼，而顯露了孔孟之真面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灣學
者韋政通所說：“賀麟對儒家思想所開展的構想，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站在弘揚儒
家的立場，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敵對意識，了解其限制，發現其對
儒家思想新開展的積極貢獻。”而對於西方哲學，他亦超越了論定高下優劣的偏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