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9月，為滿足香港華人社會之需要，經香港政府批准，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和教
會辦的崇基書院聯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學。經過唐君毅的據理力爭，新成立的中文大
學實行聯合制，使各成員學院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新亞獨特的教學風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為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併兼任哲學系系務會主
席，還被選任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7年又受聘為新亞研究所所長。然而，中大
成立後不久，其措施即與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貫精神漸生牴觸，相去日遠，致
使新亞又陷入新的艱危困頓之中。為了維護新亞傳統，保持新亞行政和教學的獨立
性，唐君毅據理力爭，毫不退讓，致與中大當局屢生齟齬，矛盾日深。其間，錢穆
因不滿於中大當局的百般刁難而憤然離港去台。張丕介亦因新亞理想受挫而憂傷成
疾，不久即去世。當時，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復觀曾著文說，新亞是憑著錢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張丕介之頑強精神來支撐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無援，獨撐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當局一意孤行，宣布廢棄聯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權制，完全違背新亞書院加入時的初衷。為此，新亞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脫離中文大學而獨立，唐君毅繼續擔任所長，決心“將新亞精神帶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對中大改制徹底失敗，新亞書院董事會錢穆、唐君毅等
9人聯合發表辭職聲明，宣布退出董事會，唐君毅還在刊物上撰文斥責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憤激之情，溢於言表！
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
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
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並
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新儒學”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
“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明代
思想國際學術會議”；1969年，被聘為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
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東西哲學家會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
舉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