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徐平前面圖表里列得清楚，大家也都沒有異議。東南茶場現在官府已經沒有利潤，李咨也提起過，所以茶法不得不改。
徐平又道：「東南茶場沒有茶利，現在所剩的，惟有指望商人得了厚利，能夠幫著朝廷向陝西運輸糧草。可實際情況是，陝西這幾年也沒有糧食進入，全靠的是盤剝本地民戶來充入中糧草。也就是說，朝廷讓出了整個東南茶場的茶利，也不過是換來在陝西沒有加賦稅，而借商賈豪強之手來做了這件事而已。」
徐平把這話說破才是真的讓很多人抬不起頭來，這個年代，凡是有官員提出要改變某種制度，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民不加賦而用自足」，聽起來真是利國利民。實際情況則是不加賦而轉交給商人豪強之手，比加賦為害更烈。道理很簡單，官府經營哪怕是沒有利潤甚至是稍微賠錢為了民生也會經營下去，而沒了利潤哪個商人會幹？官府加賦自然會有地方豪強向下層民戶轉移，可豪強一樣會與商人勾結起來獲取厚利。
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官府還有規模優勢，還有諸多的行政資源可用，成本只會比商人更低，憑什麼轉交給商人小民就會得利？
如果是一些瑣碎的小規模商業行為，確實是更適合商賈經營。可像這個年代的茶業這種行業，規模大，商業行為單一，就沒有那個道理。
之所以出現如今的局面，還是跟整個大的環境有關。五代時期，官吏不分，做官的往往就是小吏出身，對行政事務的各個環節都熟悉無比。再加上那時候征戰不斷，各國都是窮盡國力養兵，每一個利潤環節國家都恨不得抓在自己手裡。兩者加起來，就是暴利行業基本都掌握在了國家手中，某種程度上到了古代社會的極致，整個社會也處於緊張狀態。
自宋立國，這些行政財政制度改變不大，初期也並沒有問題。那時候的能臣，比如趙普，比如陳恕，也基本都是出身小吏，對這整套系統能夠駕馭得住。
但自太宗之後，官吏分離，官員越來越不熟悉具體事務，越來越覺得有心無力。
當時為什麼實行沿邊入中，要藉助商賈的力量？看看官員們列出的原因就清楚，小吏難制，成本太高。茶鹽這些物資，官府的運輸成本竟然比私人還高。為什麼？下面做事的小吏使壞，動不動就船壞了，貨沉了。還不斷地向這些貨里加泥沙，如果離得原產地遠一點，鹽簡直就沒有鹹味了。
而另一方面，銷售不暢，動不動就錯過了銷售季節，官場裡的貨物堆積如山賣不出去，只能報廢，要麼就強行推派下去。可偏偏民間缺貨厲害，就是無法產銷兩旺。
知道有這些問題，官員們卻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無從下手。最後只能是藉助社會力量來解決官員能力不足的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知道有問題，卻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是慢慢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官員的通病。於是越發崇尚空談，越發看不起能做事的官員，開口就是三代之治，一做事就一塌糊塗。挑毛病那是天下無雙，讓他們把事情做好那就一籌莫展。
呂夷簡這一代算是最後的還能兼具吏才的官員，徐平算是抓住了一個尾巴，如果再過二三十年，徐平只怕是連在這裡侃侃而談的機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