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消失不是說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有公德，人人都無私。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此時參與政權治理國家的，自然就會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裡，一人之天下的時候，無所謂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讓你明白怎麼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斷於律，師於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時候，天下人就有同樣的公德，人人都是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覺悟。沒有這個覺悟，便教育你，屢教而終不改，則就是大家的敵人。教育是溫和的手段，作為敵我矛盾則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敵是也。
法家強求天下一律，不承認人的複雜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來見效快，矛盾積累得也快。國家面臨巨大威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調和妥協的意識形態，側重於安內。因為有一個緩衝層，矛盾積累得慢，而且也比較容易搖擺，能夠在妥協中求生存。天下為一家之永祀時，儒家表現為君王求賢，與賢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聖人。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時，儒家不強求一律，仍然是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求妥協，不斷地調整以求生存。仁義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會亡於內部矛盾。面臨外敵的時候，講仁義沒有用處，終究還是要以力量對決。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首先要問的都是自己人還是外人，不然就沒有了著力點。
法家利於對外，儒家善於對內，沒有什麼絕對的對或者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為優，放下內部矛盾以對外敵，儒家的各種規矩此時不合時宜。當外部沒有巨大威脅的時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長久地對自己人，不然終亡於內亂。
道家和墨家講小政府和無政府，天下自治，不適全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先被淘汰。
中國文明早熟而且延續，延續自不必講，早熟就是先秦諸子幾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種手段都提出來了，並且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使用過。這些治國理論不是意識形態，只是治理國家的辦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種各樣的政策，是對於政治結構的探討。
正是因為儒家法家不關意識形態，統治者對此是不敏感的，以為這是事關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對統治者生死攸關，就把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搞混了。
秦漢是實踐先秦諸子思想的朝代，意識形態是相同的。
秦漢在意識形態上大致相同，秦亡於內亂，漢朝吸取教訓，以儒家代法家，對內開始講調和。正是在這個調和的過程中，漢朝在秦朝政治統一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化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