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為漢人，就是在秦漢這兩個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早已經不明顯，名為儒家的士大夫中實際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來攻擊政敵，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還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執為中心的官僚執政集團，這只是治國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脅增大的時候，法家思想抬頭，是自然而然的事。黨爭最激烈的時候，新舊兩黨實際上都雜儒法，誰也不是純潔的儒家信徒。只是對於儒法兩家的手段，有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對外。而涉及了內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識形態。
天下不是只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自然就有內外兩個部分。內外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直延續幾千年的華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怎麼分，怎麼對自己人怎麼對外人，都是意識形態的爭吵。講中國古代不分國家和民族是不正確的，中國在統一完成之前就開始分了。
意識形態對內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還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權是私天下，還是公天下。這是第一個問題，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這個問題解決政權的合法性。
講歷史，經常把秦漢並舉，隋唐連稱，唐宋連稱，元明清連稱。隋唐連稱，只是延續秦漢慣例，有政治上的繼承。唐宋連稱比較怪異，因為中間隔了一個五代，就像把元朝隱去連稱宋明一樣。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與宋卻不可分割，不然說不清宋朝。
有講唐宋並革，從方方面面舉例子，指出這個時代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實各種轉變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識形態在這兩個朝代發生了重大轉變。
唐太宗言，「自古皆貴中國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句話落實到國策上，就是改變了中國一直傳承的內外有別的意識形態。徐平講仁不施於外，就是從這句話來的，唐朝的教訓，讓宋朝對內外之別格外敏感。他不這麼講，就是士大夫之公敵。
自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天命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開啟了一個漫長的時代。
政權是需要合法性的，認為古代的人都頭腦簡單，或者單純是愚笨，不會考慮這個問題是失察了。從原始社會走出來，形成了國家，政權一直需要合法性的來源，不然就會面對「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局面。中國的歷史記載清楚，脈絡清晰，明確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有其內在需求。不然憑什麼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憑什麼是你們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處為什麼給你們，不給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