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對於最早的政權合法性，大多是推於聖人。即出現了政權，最早的當權者是大家推選出來的，是獲得絕對大多數人認同的，順天而應人。此時就是公天下，先秦對三代的記載，有記載史實的一面，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編歷史的一面。
三代之後，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轉變，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只為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家。此時，是沒有大一統的合法性的。
秦滅六國，天下一統，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進一步發展成一人之天下。這是最早的大一統政權，政權的合法性幾乎被乎略。陳涉一呼，政權合法性就轟然崩塌。
到漢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論，給了政權合法性，至此大一統政權才真正完成。
天命論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來含著「公天下」的基因，是通過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經成了一個笑話，政權的合法性需要一個新的來源。特別是朝廷要削藩鎮、去寺宦，重建大一統，需要新的理論基礎。韓愈和柳宗元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了儒學復興，並分別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兩派。
柳宗元徹底否定天命，把天命與人世徹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韓愈對天命討論不多。他們在認為天命不以足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後，把合法性來源歸於治亂。而要達天下大治，則需選賢任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聖賢政治。在求賢，使自己為君子而為賢士大夫上，不再求於天，開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
天命與人世割裂，便出現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氣論等一系列理論，出現了研究人之本性，人的性情怎麼發展變化，如何影響人的賢與不肖一系列理論。
理論是本於實際的，並不是空想談玄，跟歷史進程息息相關。
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論，是道學家的事。對於政治來講，最重要的，是由此帶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來源的終結，政權的合法性不來自於天，而來自於人。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唐宋之際政權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在意識形態中，這個政權屬於誰，決定了很多原則和行事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