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塔羅杜撰出“美國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對外宣稱自己是卡帕的經紀人，窮困潦倒的安德烈是大師的暗房工。憑藉子虛烏有的“卡帕”大名，她把安德烈的照片以五倍的高價拋售出去，流浪漢安德烈搖身一變，成了巴黎令人尊敬的小資產階級。
1936年，肅反後的蘇聯進入社會主義，托洛茨基變成“革命的叛徒”，形象被從照片上抹去，又被驅逐到小亞細亞，輾轉北歐周遊列國。可托洛茨基像討厭拔牙一樣憎恨攝影，全歐洲的攝影記者都很難拍到托氏尊容。歐洲最著名的《VU》雜誌總編為此懸賞天下勇夫，並親自前往哥本哈根大學現場聆聽托兄侃山。講演即將結束，被繳了械的攝影記者們，徒恨殺龍有技，拍照無門，《VU》總編大失所望，就在這時，身著管子工破夾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鑽了進來，當眾裝模作樣地拆開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腳地裝了回去。當夜，“火狐”塔羅一個電話打到《VU》總編輯的臥室：“老總，卡帕先生已經獨家拍得托洛茨基……”席夢思上的總編輯一躍而起：“嗨，小妞兒，別再跟我哩格兒楞了！快讓你那個寶貝兒來我這兒上班吧！”
三、沒有這個“妖精”，就沒有卡帕誕生
髒兮兮的小伙子從此改名羅伯特·卡帕，走路匆忙，像有什麼大事急需他去處理。他的眼睛像西班牙獵犬，上唇帶著小心把持的冷嘲熱諷，微笑的面孔好運不斷……他挎著“火狐”塔羅奔赴西班牙內戰，以一幅《士兵之死》名聞天下，成為海明威、斯坦貝克、畢卡索、喬治·奧威爾的生死朋友。1937年9月，卡帕對採訪他的《紐約世界電訊》介紹《士兵之死》：“在西班牙拍攝不需任何技巧，本能地拍下來，就是最好的照片。”
卡帕還拍到一個男子朝自家兄弟院子扔手榴彈的精彩照片，“交戰雙方都討厭攝影記者，進入戰場十分危險。”戰鬥促使攝影記者腎上腺素突然上升，這種感覺極容易上癮，演變成比飲酒、美女、吸毒更奢侈的另類享受。如果一個人長期過危險生活，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喪命，他就會把生活過到極致，真正體會人生的樂趣。
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也趕到現場，他在卡帕身邊親眼見證“機槍在逃跑的人群中畫出複雜的掃射圖案。”有人急著生，有人急著死。事後，白求恩和卡帕一道趕往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毛澤東專門寫了悼念文章——《紀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