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誓。是的。大家都望着我。我不能哭泣。
葛史坦——上帝——是个穿着像企鹅的胖子。由他噘出的双唇与发亮的眼睛，看得出他在衡量这场灾难对公司有多大损失。
葛氏父子公司投有巨额保险以防这类的灾难发生。但是上帝忧愁的不是金钱而是公司的名声。如果这些古董会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后谁还会把钱币、邮票、绘画、雕刻委托公司?
我开始检查其他十二箱，由玻璃盖看望过去，不敢碰到封印。完全都在——除了德玛丽新。上帝低声和杜莉萨商量一下，决定把这件损失通知海奇保，并且向纽约警局报案，再告诉葛氏公司的保险公司，海先生的保险公司，以及负责搬运的装甲车公司。
“我们最好也打电话给我们的律师，”葛史坦愤怒地瞪住我说，“一蹋胡涂，我们需要律师的意见。”
这天简直是像炼狱般地煎熬痛苦。先来的是纽约警察局的人员，再是装甲车公司的彪形大汉，后面是两家保险公司。最后来到的是葛氏父子公司的法律顾问：费沈律师事务所的华立门。
我把这件经过情形复述了至少有五六遍;说明钱币本来存放在箱中的情形，我如何见证封装展示箱，装进泡沬乳胶盒，再把盒子绑起来。我六次向天发誓说亲眼看见箱子放在十三号塑料盒时，德玛丽新的确在箱子里。
说起来奇怪，我把话说个不停，心中既不愤怒，亦不厌烦。事实上我倒很高兴把这个故事反复诉说，希望有什么人会听出点破绽来，大声喊：“哈!哈!你错了。事情不是这样!”
但是没人这么做。德玛丽新不可能遗失，但是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
最后黄昏降临，街灯初亮，询问的人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思忖大难会怎么临头。我十分希望打电话给海奇保，向他道歉，表示自己对遗失此一奇珍的遗憾。可是华立门对我说，绝不可和海家人有任何联络。
朱何白——神佑他——在这个可怖的日子里坚持陪着我，在询问过程中随时给我安慰。职员们纷纷离去，办公室灯光已熄，他说：
“阿进，你那里有长沙发吗?”
“长沙发?”我无神地说，“当然有。做什么?”
“我想今晚你不宜独处。我陪你回去。我睡长沙发。”
“哦，何白，”我说：“你无需麻烦。”
“我知道，可是我想去。答应我。”
“好!”我无助地说。
“你家里有吃的吗?”
“几盒冷冻晚餐。”
“好极了。有喝的?”
“有点葡萄酒、伏特加、草莓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