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沿海的码头迅速发展起来。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汶。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歌歌鸣健橹。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马玉麟这首《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为了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元朝时，泉州是最大的外贸港口，泉州自唐代开埠，即为中国南方四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元朝时期，泉州港跃居四大港之首，以“刺桐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伊本·巴都他说：“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现代人称誉泉州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泉州还有很多当时外国人的墓地遗迹。
元朝商业的发展与当时的贸易政策和民族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元史》中说：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忽必烈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政府还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蒙古人还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而对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数字化管理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民族特点来看，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蒙元时代之前，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元朝时，不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忙，在陆路贸易方面，元朝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同样发达。据帕哥罗提《通商指南》记载，从金帐（钦察）汗国的塔纳（前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国。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旅行者和商贩来说是有安全保障的。陆路上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关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