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祝永达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田广荣。
祝永达记得很清，在初中三年里，他总共写了三十六份入团申请书。递交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是在一个月色狰狞的晚上，上毕晚自习，他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将申请书退还给了他，这个脸庞窄长、嘴巴开阔的女同学用尖利而干燥的声调对他说，支委们认为，你还不够条件，原因是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毕竟是第三十六次了，伤害的利刃也算被磨钝了，他很平静地接过入团申请书，当着这位团支部书记的面，撕成了碎片。
不是他没有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他永远是划不清的；不是他条件不够不能入团，而是不准他入团，他就是划清了界限也未必让他入团。写了三年申请，从初中一年级写到三年级，他恍然大悟了：他是地主成分，还入什么团呢？能有一口饭吃，能活着就万幸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十个铅字，是某些人讲话时使用的措词，是做领导的人随意做出的一个姿态，这姿态和人打了一个哈欠没有什么两样，他却认了真，相信了那句话。那时候，他毕竟才十五六岁，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太可笑了。事过十几年后，他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地要求加入共青团呢？是为了要求进步？是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当时，他只是被一种虚荣所驱动，只不过觉得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不像现在要求入党，目的很明确。
支部大会表决的结果是：同意祝永达入党。到会的四十三个党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包括田水祥在内。有几个老共产党员站起来发言，说他积极肯干，能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且举例说，正月初一他也背着出诊包去钻猪圈、钻羊圈，为贫下中农的家畜治病。党员们说，他乖巧顺溜，不是鬼豆豆子，也不是瓷锤子，不论谁到大队里办事情，他都是笑脸迎送，谦和得跟先生一样。有一个女党员说，有一次她去磨面，架子车拉到半路上拉不动了，是祝永达帮她拉到六队去的。坐在角落里的祝永达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想笑。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他不能笑。原来，做到这些，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这使他反而觉得心理上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仿佛一个大人和小孩子比赛谁的力气大，他赢了，却赢得不荣耀。他一想，坐在这里的都是些农民，他们的嘴里倒不出装扮得很华丽打磨得很光堂的语言。他们都是实话实说。再说，作为一个农民，现在，也不需要你去堵枪眼炸碉堡。也许，每一个人入党时，都要得到一番这样的评价和“褒奖”，就像田水祥那样的党员，你用什么样的话语评价他呢？你能说他好在哪里呢？他应该满足才是，只有他觉得满足了，才能对得起田广荣为了他入党所费的那番心思。为此，他应该感激田广荣。
预备期满后，祝永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给他当过团支部书记的女同学。他得知，这个女同学在田禾营公社里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他就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十五公里开外的田禾营公社。十几年未和这个女同学见面，女同学还以为他要买什么紧俏物资。
“不，我啥也不买。”他说。
“你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真的不买。”他笑着问女同学，“你是党员吗？”
“不是。”
因为他问得太突兀，太激动，女同学觉得蹊跷：买东西和不买东西与入党有啥关系？
“写过申请没有？”
“写过几次，没批准。”
“我入党了。”
“是吗？”
女同学的轻淡和平静使他觉得他来找她的意思不大，他得重重地刺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