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作为反面典型的如关于董晋父子的两篇，前人据此说他谄媚权贵，也不能算符合事实。前面说过，在韩愈最艰难的时候，这父子俩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在文章感激一下，颂扬一番，当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文字中，在开会的时候，有几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四、韩愈(6)
有了钱，出手也大方起来，也可以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在潮州的时候，韩愈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工资100贯捐献出来，作为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朋友有生活困难，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韩愈还在长安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即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在那里与一帮文人如张籍、贾岛等人垂钓、联句、泛舟，悠闲自得。
在城外这套别墅，韩愈还写过一首教育子女读书的诗歌，即《符读书城南》，结果让他备受后人抨击。在前面所引的《示儿》诗中，他说现在家里往来的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掌握中央政权)。在《符读书城南》中，他告诉小孩，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这一切，不然当个农民就会辛苦一辈子，“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是对的，但以高官厚禄、奢侈生活来诱导，在很多人看来，就大错特错了。好比前段时间，湖南一位中学教师教育学生，只有读好书，才会有金钱美女一样。所以许多人站出来，批评韩愈“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看看别人杜甫，在教育他的儿子杜宗武时所写的《示宗武》诗，说得多么严肃伟大，都是以圣贤为榜样，“所示皆圣贤事也”。南宋最有名的那个理学家朱熹，对此最为不满，说韩愈本身就是一个“官迷”、“财迷”，整天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如下棋、赌博、写诗之类的，这样俗气的人能有什么东西教育下一代呢？“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
韩愈一生行事，看起来确实很实在，实在得甚至很俗气。做官、发财、享受人生之类的愿望，大家都是在心里偷偷想想，他却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了出来，自然会让人侧目。不过，还是古人黄震说得好，“世多激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黄氏日钞》)说实话固然不动听，总比说假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