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由于积极参加改革运动，很快被任命为改革领导小组“条例司”的属官。但不久，他对诸多“新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知分歧难以弥补，选择自动离开了条例司，外放为河南府推官。正如苏洵所言，苏辙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他知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他不会出卖人格夤缘钻刺，也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苏轼，在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在代表保守势力的政坛大腕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他却选择站了出来，屹立在浪尖之上。结果一个巨浪打了过来，他就被卷走了。
熙宁二年（1059）八月，苏轼担任国子监考官时，在考题中有意识地批评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十二月，他又写了一份万言书给皇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法的认识。次年三月进士殿试时，苏轼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新法的攻击。改革派认为他们与苏轼的决裂在所难免，既然不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突然发难，弹劾苏轼在奔丧期间，利用扶柩回川及服除回京的机会，携带货物，贩卖私盐，并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柁工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苏轼就这样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后，司马光面见圣上，说凡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如苏轼等都遭受了人身攻击。神宗皇帝却不紧不慢地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十五、苏轼(6)
在这种情形下，如惊弓之鸟的苏轼不敢自我辩白，只好乞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仓皇离开京城，此后辗转密州、徐州和湖州。北宋轻外重内，与执政者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以外放的形式下野。倘若连续在地方任职，说明他仍处于备受冷落的阶段，没有得到有关执政者的谅解。苏轼在上述四地共呆了八年多时间，其中一度回京述职，但“有旨意不许入国门”，他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住下来。
这八年苏轼过得很充实。在杭州，他帮助修复钱塘六井；在密州，他遇上蝗灾，带头吃野菜，还亲自沿城收捡弃婴；在徐州，他战斗在抗洪的第一线，全力组织抗灾，感动了当地驻军，也保全了徐州。
在这八年期间，苏轼也迎来了他创作第一个高峰。今存词集表明，苏轼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据朱孝臧《强村丛书》本《东坡乐府》，第一首编年词是《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当时他三十七岁。此后，词作不断涌现，但苏轼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题，从一开始苏轼就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一面。这时期的词风和他的精神状态相呼应，不拘一格，随情所发，随兴而止。“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此时的东坡词，任情任意，任真任淳，基本没有形成统一风格．只是狂放的成分居多。